企业家精神，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热词。前所未有地受到关注！

          2017年9月，中央首次发文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也意在为企业家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应该说，这样的重视给予中国企业家更多的鼓舞。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也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在中国，企业家精神更是稀缺。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产业面临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无疑，时代正召唤勇于变革、敢于担当，并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就被赋予了全新历史意义……

      对于早已存在于历史长河将近三个世纪，而大家并不陌生的“企业家精神”，在新时代下，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古老”的热词？它又如何引领社会、带领企业发挥作用？著名管理学者、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肖知兴博士，从专业视角解读企业家精神的深层内涵。

        在中国，企业家精神代表着什么？

      《中外管理》：您作为管理学者长期研究企业，和企业家打交道，在您的印象中，这些企业家身上有哪些特质，可称之为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肖知兴：企业家最本质的特征是，他们是一群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他们内心燃烧着一团永不熄灭的火，只要这团火烧着，他们就永远处于一种不满足、未完成、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他们创新、冒险、好胜、皮实、折腾、坚忍不拔，永不言败，可以说都是内心这团火在背后驱使着他们。

      这团火有三种不同的燃料。第一种是物质层面的，为了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一些；第二种是社会层面的，为了比别人更成功（“别人”可能是泛指，也可能是特指）；第三种是精神层面的，为了自己内心的信念和理想，包括宗教信仰，具有一定的超越性。三种燃料也基本对应企业家的三个阶段和三种境界。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企业家丛生的地方往往是那些讲一种独特的方言，有较强社区凝聚力，有自己深厚文化传统的地方，如苏南、浙江、福建、广东等（这几个省加上上海和北京，基本支持着中国财政）。这些省内，尤其有企业家精神的是几个背山面海、相对更加独特、文化更加自成体系的地区，如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福建的晋江、莆田、福清，广东的潮州等。

      讲独特方言、有更强社区凝聚力的地方，大家互相攀比、出人头地的动力往往更强。例如温州、莆田等地，创业成功的人第一件事是回老家盖房子，而且一定要盖得比邻居高，比邻居大。有意思的是，这种地方的人往往也更有超越性，更容易进入第三阶段。近年来温州、莆田等地基督教会的发展，还有佛教在这些地方的企业家圈子内的越来越深入的影响力，都是这个逻辑的体现。

      《中外管理》：您理解的企业家精神有怎样的深层内涵？

        肖知兴：洛克菲勒说，“我财源滚滚，如有天助，因为上帝知道，我会把它们用到该用的地方”；

        曹德旺把人生当成一场修行，“人生借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步骤，最后达到般若，完成人生的轮回”；

        任正非总结，“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

      最深层次、最终极的企业家精神，一般都有一定的超越性，才能支持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保持他们那种永不懈怠、永不歇止的创业激情。

      企业家精神为什么在中国缺失？

      《中外管理》：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位等贡献不小的力量。但在此过程中，对于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并不足，甚至存在诸多障碍，许多企业家为此在如履薄冰中行走。在中国，企业家承担了怎样的角色和“使命”？

      肖知兴：工业革命之前，中西方本质上都是官本位，企业家阶层没有地位。西方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逐渐奠定了企业家阶层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中国因为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原因，没有完全按照这个逻辑走，企业家阶层的经济、社会、政治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体制赋予的、给予、赐予的，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企业家自然会碰到很多障碍，有时甚至会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

      《中外管理》：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企业家总有机会去寻租。走上权力寻租的企业往往也面临巨大风险。在您看来，中国企业家如何摆脱这种传统的路径依赖？

      肖知兴：就中国企业家集体而言，只要上面所述的基本格局没变，就摆脱不了——总有1/5到1/3的企业家会去铤而走险。个体企业家，如果能够努力提高自身人文修养，进入企业家精神的第三层面，走权力寻租的可能性会比较小。

      传统企业家的思维过时了吗？

    《中外管理》：企业存在的目的不仅仅是赚钱，重要的是实现对社会的价值创造。举例来说，中国诞生了一个又一个首富，但有的人快速创富（财富膨胀），又快速倒下（企业坍塌或者个人身陷囹圄），甚至在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贾跃亭）。您认为，在创富与创造价值之间，企业家应保持怎样的创富观？

      肖知兴：企业家的初心如果只是自己发财、攀比，而不是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实现自己的人生使命，那就很难获得长久、持续、强大的内心动力。即使企业因为一时的因缘际会，暂时发展起来了，也容易因为权钱交易、多元化、不重视管理基础工作等原因而迅速崩溃。

      《中外管理》：您说做实业就是比慢、比笨、比扎实，要打造组织能力，打造核心竞争力。在您的印象中，哪些企业家具备这种特质？他们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

      肖知兴：自古华山一条路，优秀企业无一不是这样成功的。商业成功靠的是用组织能力来捕捉战略机会。重大战略机会，其实很多人都看得见，能否成长为优秀企业，取决于这家企业是否能够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心无旁骛地打造自己的组织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标杆企业就是这样，领教工坊的数百家中国各个行业的隐形冠军，也是这样。

      《中外管理》：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传统行业的企业家也面临转型，才能适应这个时代。您认为企业家精神如何与时俱进？

      肖知兴：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让客户和员工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和谈判权。在经营方面，要更加紧紧地守住“以客为尊”、“以客户为中心”这个基点；在管理方面，互联网转型的本质是价值观转型、组织转型、领导力转型，从传统的偏军事化的管理，从集体主义的“等级、命令、控制”，努力走向个体主义的“参与、合作、分享”，通过尊重年轻一代的主体性，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中国为什么缺少乔布斯、马斯克？

      《中外管理》：管理大师杜拉克认为，经济的动力应该从管理转化为创新，而创新的来源就是企业家。从大环境考虑，社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激励机制来激发企业家精神？

      肖知兴：只要我们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还在设置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主体，就说明企业家阶层、财富创造者、价值创造的主要推动力量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主体，没有成为“主人翁”。任重而道远。

      这个阶段，我们努力争取的就是法治，努力通过相对公正的程序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企业家的产权不受公权力的伤害。

    《中外管理》：统观国外，很多企业家普遍具有冒险精神、创新精神，比如乔布斯、马斯克、扎克伯格……他们的共同特质是有改变世界的伟大梦想。中国为什么缺少创新型企业家？深层根源是什么？

      肖知兴：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的超越性思想资源相对稀缺一些，加上长期的封建专制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group-thinking）的思维模式，还有国内教育因为囿于体制而产生的种种问题，使得国人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加上普遍太重视、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所以普遍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容易出现从众、跟风、乌合之众的行为模式，发生广场效应、蜂群效应（swarm effect）等现象，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

        《中外管理》：从东西方文化差异中，可寻到企业家精神的哪些异同？中国企业家可从西方企业家身上汲取些什么？

        肖知兴：西方企业家创新本质上偏技术性，自信使命在身，重视自己与物、与世界、与宇宙的关系；因为上述的原因，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即使是技术性创业者，社会化的程度也普遍偏高，太合群、太爱热闹，太在乎所在圈子对自己的评价，耐不住寂寞，坐不住冷板凳，所以容易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不知不觉，成为了一轮又一轮风口上摔死的“猪”。

      中国的企业家要少参会，多读书，尤其要多读文史哲方面的书，努力积累自身的超越性思想资源。视野开阔胸怀，胸怀造就格局，格局改变世界。